在《台灣，世界的答案》裡，我要說的是一種態度，一個念頭，是跌跌撞撞領會出來的心得。從十五歲來到美國，我生活在美國與加拿大長達三十七年，遠遠超過我在台灣成長的日子。而在這些日子裡，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一直是很多台灣人心中的憂慮，崛起的中國時常讓世界各國有喜有憂，直到新冠疫情的爆發，世界似乎才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台灣人一直都很努力的想要讓世界看到，總是希望自己不要被忽略或矮化，永遠怕來不及告訴大家台灣的好。生活在以多元文化為國家政策的加拿大，對我而言這樣的心情也不輸給在台灣的人。

過去有一群前輩，曾經為了台灣民主化在加拿大默默地付出；而台灣民主化後，也有另一群人為了要台灣得到尊重，不斷大張旗鼓的跟世界喊話。我曾經問了自己一個問題：「世界真的有聽到台灣的吶喊嗎？」對我而言，很不幸的是，在大部分的時間裡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對一個有來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加拿大，幾乎每個移民都跟台灣移民一樣，他們也都只講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他們要特別在意台灣呢？何況，如果每個加拿大移民社群都要人家去關注自己的原生地，那置加拿大於何地？這樣的多元文化是加拿大的福氣還是災難呢？種族歧視的問題，會不會也是源自於這種移民的鄉愿呢？有多少人看待自身與他人文化的過程中，刻板印象是否已經決定了我們的思維呢？要回答自己這樣的問題，我們先把加拿大當成自己的家，因為如果我們無法為自己的家有所貢獻，怎麼會有影響力呢？

這個想法讓我們開始把活動作為解決加拿大問題的方法，而這樣的思維卻也讓我意外的發現，我們心中的「台灣」已經某種程度成為是加拿大的「答案」。台灣人可以先換個方式去告訴別人我們多好嗎？開始探索台灣可以為世界解決什麼問題？台灣不能只有被看見，台灣要被世界需要！

《台灣，世界的答案》這也是我想與世界各地的台灣人一起共同想像的、彼此互相勉勵的一種方式來思考我們都熱愛的台灣。我們從告訴別人台灣如何的「不同」，轉成我們一起在加拿大創造我們的「共同」。台灣會在這樣的共同中成為有意義、甚至永久的存在, 而我們的不同卻要跟這個多元社會裡更多的不同去爭取被注視的眼光。這聽起來好像很抽象，但是這只是回歸的人性的根本，我們在乎的永遠都是我們有關的事物。台灣可以變好，是因為這個世界更好。這個思維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加拿大活動的一種心境轉換，從希望台灣被看見，一直到後來的台灣如何被加拿大需要。加拿大如何因為我們的「台灣文化節」而可以更好讓我們的活動成為一個平台，我們不再當主場的老大，而試著轉換成大家認同的老二。這個平台雖然名字叫台灣，卻允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原住民及社會的邊緣人看得到他們自己，這樣的台灣也成了世界的台灣。

新冠疫情後台灣對世界的喊話是 「Taiwan Can Help」，其實也證明了台灣人是想成為世界的答案的。但是，台灣只有口罩可以幫這個世界嗎? 只有在災難時台灣才願意幫嗎？台灣的文化平常時可以幫忙嗎？音樂人、美術館、博物館、大學生、小學生……等等台灣的種種，可以幫什麼嗎？台灣的企業能把產品賣到世界各地，是不是也可以把有心幫忙世界的台灣人也送到世界各地呢？ 其實，台灣，如何成為世界的答案，不是等著世界告訴我們他們需要什麼，是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思考著世界需要什麼。我們在加拿大的經驗或許可以讓台灣人參考與想像，一個屬於這個「世界的台灣」。

這本書不是炫耀自己的成就，它反而是分享我更多從失敗走過來的經驗。記得有一次P&G贊助了我們，隔年想要加碼成為最大的冠名贊助。我要求了十萬加幣，對方只願意給我八萬。我以為我們應該值得十萬而堅持，最後的結果是我連八萬的贊助也失去了。許多年後，我終於領悟出對方為什麼無法多給那區區兩萬，因為我只看到自己的價值，不懂得看到對方的需求。

溫哥華冬季奧運後，我們的「燈籠森林」已經成為奧運重要的記憶，溫哥華科學館提出了要將這片裝置藝術永久的變成科學館旁的地標，為城市的奧運留下永久回憶。可惜因為我太過的自信葬送了一次歷史的奇蹟，燈籠森林最後也成為回收的廢鐵。

但是，一次次的失敗、卻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因為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可能，把目標往上拉，不讓失敗的記憶阻擋了我的視野。我很喜歡職業美式足球，更喜歡聽教練球員的故事。對大部分球員而言，如果贏得冠軍是唯一目標，那他們的職業生涯都是失敗的。我的女兒是個芭蕾舞者，她曾經跟我說，舞台上的主角只有一個，不專業的配角卻會讓再好的主角失色。活動沒有絕對的好，但是可以有不一樣的好，就像球員在球場上的每一個機會，都可能是讓人歎為觀止的，而它可以跟冠軍無關；就像舞台上最精彩的故事，可能是一個小小的配角用她的專業維持了這場秀的完美。

我很早就告訴自己，這份工作是的初衷是「把人帶在一起」，大人物小人物，貴賓或工作人員、表演者或義工，我都希望因為活動的聚集，而發現了新的想像、感受到不同的溫暖，帶走了未曾有的思維，即便不在現場的朋友也都可以有美好的感動。二〇二一年多倫多台灣文化節的交響樂團原本高高興興的要把已經要進入第九年的樂團帶進去多倫多的Roy Thomson Hall錄音, 卻因為當地音樂家工會的「不准演出」的通知差點讓我們取消演出，但也在大部分非台裔成員的音樂家堅持下，我們發現了這不再是一場音樂會、藝術節。我們這群人已經是一個大家庭了。

對一個十五歲離開台灣的人，加拿大讓我學會了看待自己的根，也讓我更有自信的去當自己。我在懵懵懂懂、莽莽撞撞的時候離開了台灣，台灣曾經對我而言只是我出生及童年成長的地方。文化認同與身分認同是我年少成長過程中不會出現的話題。跟許多人一樣，我曾經幾乎毫無疑問的接受了所有我被教或告知的台灣。有人說我被洗腦了，有人說我不會獨立思考，一直到今天我都還是會拿這些問題來挑戰我自己。我一直告訴自己：「我知道、我不知道。」因為這樣，我也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在加拿大的社會中，主流與非主流的社區一直都有很強烈的差異性的。對一個台灣的移民而言，許多人突然間從自己原居地的主流變成了移民地上的少數族群，有很多的價值觀也跟著改變。一路走來，我們到底遺忘了多少在身邊的少數，只有當自己也被當成少數的時候心中才開始了解那種辛酸；當我們要努力的去跟別人說我是誰的時候，才豁然的知道原來自己能說的這麼有限；當社會一再將刻板套用於對我的詮釋時，才開始發現自己身上也存在著許多刻板的枷鎖。

我從一個對台灣認識非常淺薄的小移民，到一個以藝術節的模式說台灣故事的主事者，如今台灣之於我已不再是一個標籤，她已經轉換成一種精神、一種理念，而我希望有朝一日她會成為一種流行。這些轉換，我不清楚如果沒有離開台灣會有同樣的感受，我真心的覺得是加拿大讓我開始懂了台灣。

任何國家都做文化輸出，希望自己的文化可以成為世界的流行。我也曾是簡單的以為我喜歡的流行應該大家都會喜歡。但是，當一份工作要準備做一輩子後，我們可能才會碰到夠多的挫折與失敗，才開始會學習要找方法解決。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從一個以金錢與時間贊助為活動付出的義工，到今天我需要以理念與熱情去尋找支持的人；我只能更謙卑的看待自己能夠給別人什麼？為什麼人家要支持我？

其實道理不難懂，但是答案總是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正，才可以理出一個脈絡。這本書給我了一個機會，讓我能整理清楚我對文化輸出的論述。或許再過個幾年，我可能會有更合適的詮釋；過去的想法只能參考，未來的可能只能想像，任何論述都要與時俱進。

三十歲出頭的我，我把我對台灣的印象都搬上了舞台；我認為只要是加拿大人很少看到的，就會很吸睛；台灣人喜歡吃的，加拿大就應該喜歡；台灣流行的音樂，加拿大就會流行。這些問題我開始的幾年每年都問自己，也真的來了很多朝聖的人，尤其是已經對台灣熟悉或不陌生的人。但有了這樣的規模後，我又開始問自己，那沒有來的人他們想要什麼？這不也是我們最需要拓展的區塊嗎？這本書其實就是紀錄了思維的轉換，活動的核心理念的調整。

如果文化輸出涵蓋了四個策略的面向，「流行趨勢」、「普世價值」是我們最容易著墨的，談自己的流行文化、喊普世價值的口號，希望觀眾就會一湧而入。不過這些來的人是否真的認識了台灣或在意台灣呢？這個程度的深淺值得讓主事者去思考，畢竟有多少人會為了台灣美食、雞排珍奶而去捍衛台灣的價值，又有多少人會因為台灣是民主國家就愛上台灣呢？另兩個面向，「人民情感」與「國家利益」，可能都不是簡單的把自己喜歡看的或吃的節目搬上舞台而已。一個讓當地人民有感的活動，一個符合當地國家利益的活動，是很難不受到當地政府與人民的支持。如果這本書可以總結出一個文化輸出的方程式的話，我會建議從「國家利益」及「人民情感」出發，再連結台灣與世界共有的「普世價值」，最後才套入台灣的「流行趨勢」，這與過去普遍是只想把台灣的流行文化介紹出去是截然不同的。

隨著活動規模的改變、接觸範圍的擴大，我越來越在乎「台灣」這個名詞。有許多時候，她的重要性遠遠勝過我們的組織、活動或是任何個人的名字。身為一個為她講故事的人，我希望因為我的行為而讓她更被喜歡與重視，而不是我個人被喜歡及重視。我很在意她如何被看待與詮釋, 所以我都不斷地會問我自己, 有沒有任何我做的事情會傷害她。二〇二一年加拿大台灣同鄉會頒了「二〇二一年傑出台裔加拿大人」的獎給我，台灣與加拿大這兩個名詞都跟我個人連上了，但這從不是我期待的，因為任何的榮譽對我而言都沒有比「台灣」或是「加拿大」更重要。相對的，台灣或是加拿大不會因為一個人而偉大，但是他們很容易因為一個人的私心與隨便而受到傷害。

雖然這本書名字是《台灣，世界的答案》，但是讓我找到這個答案的地方是我的第二個故鄉－－加拿大。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移民加拿大一開始不是因為她的好，而是她給了我很多的方便。真正在加拿大深耕後，我才認識加拿大這個國家的好。除了有著好山好水好空氣，她不但給了最舒適的生活條件，我覺得她真正的優點是給每一個人很多的空間。她的過去不完美，但是大部份的人民願意共同的去面對過去的錯。加拿大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是一種對人性崇高的理想，但是也允許更多的想像。在這個國度裡, 我常常見識到的是多數人去捍衛少數人的利益；我更常聽到的是，我們不可以逼著別人跟我一樣，我們要懂得保護不一樣文化的資產。

就在這裡，我開始懂得如何看待身邊的不同，開始好奇台灣文化裡的不同。也是在這裡，我發現了世界就在台灣，但是台灣人還一直再找世界。在加拿大，我不是一個喜歡交際應酬的人，但是我有好多重要的精神導師，是他們讓我懂得重新看待自己的價值，也重新認識了台灣。

賈伯斯的生母在大學時代未婚生他，卻一心一意的要他能夠上大學。我的父母親學歷不高，卻有著驚人的膽識，帶著我們移民北美。但也因為他們只能給我們生活上的照顧，也讓我人生的走向有全部的自由。許多人移民是為了要給孩子更好的環境，我的父母親給我的是幾乎無限制的空間。

這個世界上，我最對不起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太太與孩子。我女兒兩歲後，我們家就幾乎沒有一起過暑假；兒子出生的時候，照顧他幾乎是太太的工作。不過，這份工作最大的收穫是，我也學會了陪伴孩子的成長，不幫他們長大，珍惜太太給我的空間，不用傳統的方式衡量自己的老公。如果有人問我母親，她可能都說不清楚我的工作是什麼，但是這不重要，因為我知道我的工作也開啟了我重新看待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如果說我很幸福，因為有著支持的家人，包含我的姊姊、弟弟、岳父母、Jennifer、Bernard，因為他們的包容與幫助，我真的沒有後顧之憂。

我身邊有一群長輩，把我當成他們自己孩子一般的長輩。帶我進入溫哥華台灣社團的張邦良博士與梁壽美夫婦、永遠對我予以鼓勵支持的楊正昭醫師、讓人敬仰的許建立老師、多元思考的周洪才會計師、溫暖熱心的郭順蓮女士，加上一位十一歲就跟著媽媽當義工，目前是年輕執業律師的王傑生，他們每一個人都與台加文化協會有著重要的淵源，多年來對我的信任與支持，沒有任何情感的綁架，讓我可以當自己，更陪我一起面對失敗與挫折。

另外，張理瑲女士與她丈夫潘立中先生更是讓我學到正向思考如何帶給生命的力量；我跟許多人一樣稱呼張女士姑婆，因為有求必應是讓我近年來敢夢敢想的基礎。這些人從沒有需要舞台的光環，更多時候他們都是無名英雄。我總是喜歡跟他們一起開會，因為我真的很高興他們願意聆聽我的計畫，不是一次一小時的會議，而時常是三四個小時。記得有幾次我受到了一些謠言的攻擊時，他們都迫不及待的替我打抱不平，希望替我澄清。為了我，他們跟自己的多年好友也都有了隔閡。也是因為他們的疼惜，我開始認知到我的年少輕狂，更開始知道要謙卑；我開始懂得道歉了，不再願意因為我而傷害了支持我的人。

自從我們把活動從溫哥華拓展到了多倫多後，王興富先生的支持從未缺席。每次到了多倫多，我們都可以聊上個幾個小時，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什麼是情義與大氣。他自己絕對是過著簡樸的生活，但對後輩的提攜毫不手軟。「我支持的是團隊，不是活動」，所以他從沒有在意過任何的名，只在意這個團隊是否能夠維持運作。有一天，我跟他提了一個重要的計畫，他在越洋電話的另一頭說，「你盡管去做，錢不用擔心。」面對這樣的支持，我當然要更努力為我們共同的目標奮鬥。這些長輩們的典範讓我期許我自己要用一樣的心態幫助我身邊的年輕人。我在這裡沒有提出他們的名號，因為我知道這是他們的心意。我仍然衷心的要感謝他們。

記得我剛剛開始加入台灣社團不久，心中就覺得活動如果要更好，我們需要有專職的工作人員。這個構想需要的也是財務上的支持，而第一個願意跟我一起承擔的也是張福源張大哥。早期需要在台灣四處拜會開會時，一個大老闆把自己當成司機的四處陪伴著我們。多少次，我們要在台灣招募的資源與作品，都是仰賴他才能完成任務。至今，他在台灣幾乎是全心投入慈善事業，更是提供了我們台灣工作人員無價的資源。他也把他的好朋友張德仁先生帶進來支持我們，而張德仁先生也都是默默地給予我們力量。

除了在加拿大的民間力量，我們也獲得兩國政府的不少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也有幾位重要的支持者，周宗武先生及他的好友張純明董事長，他們長年的默默支持也是我們成長的一環。還有更多人的支持，僅讓我以無名氏的名義在此感謝，我會另外致謝。

幾次在活動中，看到了以前的團隊成員帶著孩子回來參加活動，心中總是百感交集。許多人都把他們的青春歲月給了這個組織，活動或許型態與理念有了轉換，但是核心價值未曾改變。二十多年的歲月，團隊成員的變化也數不清。對於曾經在這個團隊付出過的每一個人，請容許我在這裡感謝你們的努力。我或許不是最好的主管或是榜樣，也謝謝你們的包容。

目前團隊大多數的成員可能對近年來的活動發展最為熟悉，幾乎每一位的加入與付出都圍繞著這個團隊的核心價值。曾經有位成員說，這份工作是一種生活方式，你必須喜歡這樣的生活。看著他們一再的挑戰自己、尋求突破，而當他們需要面對身邊一些不理解的力量時，我經常比他們還要難受。在這些成員中，除了我之外，最資深的宋浩芬在移民加拿大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著這個團隊。從為活動設計DVD的封面開始，一次的海報設計開始了一段我們活動視覺的革命。也因為如此開始了她成為團隊無法取代的核心人物。我也要感謝在台灣的同事盧妍均、楊儒鴻、蘇冠誌、鄭宛純、江瑩青及在加拿大的同事姚淑華（Diana）、Michael Lin、Shirley Zhao、Michelle Wu 及 Emily Chen。 也容許我在此謝謝他們的家人，感謝他們的體諒與支持。

在我接手之前，加拿大台灣文化節已經是無數位的前輩所留下來的公共財。一路走來，有許許多多的藝術家、團隊、組織與義工們，都功勞不斐。特別感謝八旗願意出版我們的經驗，真心希望對台灣思考未來能夠提供一點意見。這些日子與蘊之、楷君及家軒的相處，更清楚的讓我對台灣的未來有信心。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有不少人都提出對台灣未來的想像；不過，我衷心的認為台灣的未來可以在像蘊之、楷君及家軒這代人身上決定。因為一個願意聆聽與反思的世代，一群為理念與理想努力的人就是最好翻轉台灣的一個契機。謝謝你們的努力，你們都是我終生的夥伴。

曾經有一次在台灣分享在加拿大的經驗，有人對我說：「你說的都很有道理，很吸引人，重點是怎麼做？」

我有幾次去參加在美國舉辦的有關爭取贊助的大型論壇會議，一開始我也是覺得很有道理，懂了！但是要把這些理念落實到實際的活動或思考中，其實都一直無法到位。一次會議的主軸為我們的領域訂下方向，給了四個字去檢驗我們的計畫，它們是：Bold（敢於創新）、Disruptive（改變現狀）、Deep（意義探索）與 Good（用心良善）。而之後我們也積極的用這四個字思考，同時賦予自己一個任務：「解決問題」，即希望文化藝術的力量可以為社會解決問題。問題的面向可以很廣，觀念上的、公平正義的、產業的，甚至醫療上的。

未來的世界其實更要回到大自然的共生法則，單打獨鬥永遠無法勝過眾人的力量。台灣社會一直都有股保守的力量，但是也充滿著對改變的期待。我自己在海外看到不少大品牌的進步思維，心中總是想著台灣有哪些企業可以啟動台灣新的力量？

在加拿大的移民社會裡，多元文化是國家政策，但是也不代表人民都真正的認識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中的基本是「尊重」（Respect） 與「包容」（Acceptance），但是人民抵達加拿大的先後順序及文化背景不同，對這兩個基本價值的立場與解讀也有不同。有時候我們天真的以為多元文化可以解決族群之間的對立，但是埋藏在心中的抗拒也很有可能被這個口號與政策暫時的隱藏起來而已。這個認知也讓我們極力在加拿大倡議多元文化二•〇，希望加拿大社會不分先來後到，可以開始思考如何創造我們共同的未來。透過這本書上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們的努力。

回頭答覆那些問我怎麼做的朋友：或許這本書可以成為一些借鏡，但是相信在每個領域裡也都會每個人自己熟悉的模式，我們會的就是將「共生」與「解決問題」的念頭放在所有活動設計上，讓活動成為一個平台，把共生的好，看到問題可以被解決的可能，設計在所有的活動中。在這個前提下，希望這本書可以找到更多認同的夥伴，大家一起努力來改變我們的社會。在台灣，我們也啟動了一些活動，試著建立新的平台，把加拿大的經驗運用在台灣。這些活動都才剛剛起步，我們也戰戰兢兢的去經營，或許未來還有很多起伏，但是只有實踐才能夠改變。